“他庆幸自己能生还。”——乔治·索罗斯的父亲如何熬过西伯利亚劳改营和大屠杀

　　美国金融大鳄、慈善界的风云人物乔治·索罗斯，凭借果敢与智慧，在金融市场掀起阵阵风暴，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轨迹。

　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不幸被囚于西伯利亚战俘营，却凭借顽强意志成功逃脱，此后又投身于俄国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。

　　在纳粹大屠杀的至暗时刻，他更是展现出人性的光辉，让家人与数百人免遭厄运。

　　1914 年，后来以蒂瓦达尔·索罗斯之名载入史册的人，当时叫特奥多尔·施瓦茨。

　　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，我刚满二十岁，”蒂瓦达尔·索罗斯在回忆录《化装舞会：

　　在纳粹匈牙利与死亡玩捉迷藏》中写道，“那时我还是一名学生，甚至学业尚未结束，就作为志愿者奔赴前线。

　　蒂瓦达尔·索罗斯和他的儿子乔治以及保罗，1933 年（照片来自蒂瓦达尔·索罗斯所著的《化装舞会：在纳粹匈牙利与死亡玩捉迷藏》一书）

　　早在1915 年，蒂瓦达尔·索罗斯中尉（从这里开始及之后，使用的是他在1936 年所采用的名字和姓氏。——编者注）就被关进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战俘营。

　　根据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部的数据，1917 年9 月1 日，俄罗斯境内的战俘营中关押着超过180 万名战俘。

　　但在加利西亚战役之后（1914 年8 月至9 月。——原编者注），上万名奥匈帝国军队士兵被俘，于是决定将他们送往西伯利亚各省和远东地区。

　　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，带刺铁丝网环绕的狭窄木板房里，关押着两千多名来自德国、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军队的囚犯，其中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数量最多。

　　“《布列斯特 - 立陶宛和约》签订后，德国人采取一定的措施，让尽可能多的本国士兵回国，”

　　美国哈特福德大学教授汉弗莱·R·汤金博士解释说，“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处境则艰难得多：他们无人出面争取权益。

　　在这里，居住者逐渐变成老人，变成那些从未享受过地球这个所谓天堂里任何乐趣的人。”

　　蒂瓦达尔·索罗斯在回忆录《西伯利亚的鲁滨孙们》中这样描述（之后所有蒂瓦达尔·索罗斯的引言均出自这本书，由玛丽娜·阿罗诺娃翻译。原编者注）。

　　一些人加入白军，另一些人则加入红军。但对索罗斯来说，这两个选择都不可行。

　　汉弗莱·汤金解释道，“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，无论在红军还是白军那里，都难以得到同情，索罗斯对此十分清楚。”

　　“当时，西伯利亚是重大政治动荡的中心。1918 年，协约国决定进行军事干预，以便（出于自身利益考量）平息不同政治派别纷争。

　　在距离哈巴罗夫斯克约300 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，他们的船只卸下由不同身份和国籍士兵组成的军队。

　　法国人、英国人、加拿大人、美国人、意大利人、中国人和日本人联合起来，打着‘捍卫人道主义崇高原则’的旗号。”

　　“我们的战俘营处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范围内，两国轮流‘俘获’战俘营里的人，借此向世界宣告自己的伟大成就。

　　结果，我不是被俘一次，而是三次。先是俄国人，接着是美国人，最后是日本人。

　　卢布每天都在贬值，我们作为军官，一开始能拿到25 美元，后来拿到50 日元，而不是50 卢布——这可是500 倍的增值。”

　　德米特里·科兹洛夫解释说：“早在1914 年10 月，沙皇尼古拉就批准了《战俘条例》，其中规定，对待战俘‘应像对待祖国的合法保卫者一样，予以人道对待’。

　　条例还规定了战俘的生活待遇：伙食标准等同于俄罗斯军队士兵，军官则领取与其军衔相应的薪水。

　　但卢布的恶性通货膨胀，迅速让这些薪水大幅贬值，领取卢布薪水的战俘处境变得极其严峻。”

　　“随着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到来，我们的经济情况确实有所改善，‘百万富翁战俘’的名号也渐渐传开。

　　但实际上，我们只是徒有‘百万’之名的贫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没人会真正羡慕我们。”

　　大多数狱友与家人失去联系，对家人的情况一无所知，他们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。

　　持续的不确定性、没有女性陪伴的生活、狭小的空间（一间房里挤着60 到70 人）、污浊空气散发的刺鼻气味，以及痛苦的声，不仅损害了大家的身体健康，也打破了心理平衡。

　　没错，他们生活极度贫困，但至少拥有行动自由，偶尔还能从不幸中解脱出来。”

　　凭借这份墙报，他在狱友中广受欢迎，大家一致推选他作代表，维护众人的利益。”

　　法国军队的雅南将军甚至亲自致信，在信中许下援助的诺言，可那承诺中的船只，始终未曾在地平线出现。

　　难以驱散的悲观情绪，如阴霾般逐渐笼罩着我们，连最微弱的希望之光，都被这忧郁的阴影遮蔽。

　　最终，密谋逃跑的人们决定向西穿越，突破高尔察克军队的防线，前往俄罗斯的欧洲部分。

　　这谎言，不知引发了多少眼泪与痛苦！可我们仍旧是选择相信，并且决定付诸行动……

　　‘明年春天！’我们反复念叨着这句话，每念一次，内心的平静与勇气便增添几分。

　　西伯利亚的冬天从十月一直持续到次年六月，谁要是不敢趁着好天气行动，必将错失一切机会。逃跑！这是我们唯一的救赎！”

　　“在战俘营里，学习俄语如同流行病一般迅速蔓延，所有人都开始有效学习一门手艺。

　　这张1934年保罗和乔治·索罗斯的照片，摘自蒂·索罗斯所著的《化装舞会：在纳粹匈牙利与死亡玩捉迷藏》。

　　“美国人、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继离开，把战俘营里的我们，丢给了地方当局处置。

　　如今，像伊万·卡尔梅科夫这样残暴冷酷的反布尔什维克哥萨克首领，也参与到对战俘的处置中来。

　　‘卡尔梅科夫的暴行，连他的手下都觉得可耻，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虐待狂。’”

　　1920年2月10日，红军抵达伊尔库茨克，直逼蒙古，并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。

　　作为战俘，我们无力左右这两大势力的冲突结果，只能怀着深深的不安，焦急地等待着。

　　这并非出于对西伯利亚未来，或某支军队命运的担忧，而是因我们自己的前途未卜。”

　　“我们受够了！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两年，我们却还被困在中国边境，听候命运的摆布。

　　在一些狱友眼中，闪烁着隐秘的光芒，每天都有更多的人，相互低声询问同一个问题：

　　“日本指挥部事先未作任何通知，就决定放弃阿穆尔西部地区西部，而我们的战俘营就位于此地。

　　因为，尽管大家都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，但谁也不愿把二月那份50日元的工资，白白留在日本国库。

　　1920年3月3日清晨，我把路上可能用到的东西，全部装进背包，又将仅有的110日元积蓄，藏进衬衫下的钱包里。

　　日本部队在营地周边四处巡逻，我们伪造的通行证，只在营地周边一俄里范围内有效。

　　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后，索罗斯和朋友们发现，城里已经聚集了两三百名和他们一样的逃亡者。

　　“此前，城里的居民和入侵的日本人长期处在未宣战的游击战状态，游击队员不断破坏铁路轨道。

　　但在日本人停止战斗行动后，游击队员走出森林，与曾经的敌人合作，修复了铁路，以便加快日本军队的撤离。”

　　但拥挤也有好处，大家靠彼此的体温相互取暖。没人知道这趟火车的最终目的地是哪里。”

　　“我们在寒风中苦等火车出发，冻得牙齿打战。等了许久，火车却像被钉在原地一样，纹丝不动。

　　‘日本人在医院附近杀害了三名战俘，他们企图逃跑，哨兵发现后，植田大尉下令将他们枪毙。’”

　　前往布拉戈维申斯克，花了六天时间。而走完接下来的500英里路程，又耗费了十天。

　　这段时间，我们从始至终无法获取报纸，尽管任何消息，都可能对我们的计划产生决定性影响。

　　索罗斯和十一名同伴，成功搭上一列开往克谢尼耶夫斯卡亚车站的火车，那里是游击队指挥部所在地。

　　“克谢尼耶夫斯卡亚，最后一站。这是一个小村庄，大自然赋予它的，除了金子，别无他物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向当地人打听，在红军和白军两大阵营中，他们支持哪一方，得到的回答是——‘支持黄金军’。

　　西伯利亚的蚊虫像嗅到血腥的恶兽，在我们被叮咬后，脑袋肿得像南瓜，仿佛戴了一个怪异的头盔，那肿胀的轮廓突兀又可怖。

　　我们怀着能很快继续旅程的热望，开始投入工作，这份希望像一剂暂时的良药，减轻了日常任务带来的沉重负担。

　　我们多次围坐在一起，激烈地讨论当下的处境，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看似新奇，实则不切实际的计划，妄图改善现状。

　　一旦六月和七月的温暖消逝，可怕的西伯利亚冬天就会如恶魔般降临，它的寒冷与残酷，我们再清楚不过，也从心底深深惧怕。

　　5月29日，来自周边各个站点的战俘们聚集在一起，试图做出一个关乎生死的最终决定。

　　这位奥地利人曾在游击队中担任地形测绘员，凭借丰富的经验，他提出了一条看似 “精确” 的路线。

　　“大家看地图，我们北面既没有城市，也没有村庄，那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。

　　在和平时期，伊尔库茨克和雅库茨克之间有定期的轮船往来，说不定现在还没有完全中断。

　　我们距离雅库茨克大约一千五百公里，对我们这些四处漂泊的人来说，并非不可逾越的距离。

　　（实际上，雅库茨克和伊尔库茨克之间不存在轮船交通，两座城市所在的河流并不相通，原编者特此注明。）

　　因此，尽管这些战俘曾在战场的另一方作战，他依然能够对这些前军官抱以同情。”

　　如果战俘们能绘制出该地区的地形图，游击队员就为一支20到30人的探险队提供物资。

　　接下来，难题便是从众多报名者中挑选出踏上旅程的人，报名人数远超所需人数的10倍。

　　他们早已从战俘营成功逃脱，与其他逃犯一起隐匿在森林之中，还时不时袭击当地居民的住所和菜园。

　　“当时，人们像追捕疯狗一样追捕他们。哥萨克部队展开大规模搜捕，每天都有二三十人被枪毙。

　　塞皮和多尔菲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共同经受了非人的折磨，这些苦难如同坚固的纽带，让他们的友谊愈发深厚。”

　　吃光了马身上最后一点残肉后，绝望之下，我们甚至啃起了马蹄和马鬃毛。饥饿让汉斯精神失常……

　　“我鼓起勇气说出这段可怕的经历，只是想让各位明白，战争将我们这些自诩为人的人，推向了多么黑暗的深渊。”

　　“根据保罗·索罗斯的说法，多尔菲和塞皮的食人故事，并非与蒂瓦达尔毫无关联。

　　后来，蒂瓦达尔告诉儿子保罗，至少有一次，在队伍穿越维季姆河的途中，类似的危机险些重演。

　　他们愿意为探险提供支持，但要求探险队在地形复杂、难以通行的地区开辟出一段道路，以便在敌人进攻时能够顺利撤退。

　　它们的数量多得超乎想象，有时铺天盖地地袭来，尽管我们想尽办法保护自身，嘴巴和眼睛还是被它们填满。

　　游击队员检查后，却对路的质量表示不满，他们要的是一条能让马拉车通行的路。

　　于是，队伍不等游击队员批准，毅然出发。我们决定沿着一条汇入奥列克马河的小溪河道行进。

　　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找到当地居民，从他们那里购买食物。于是，几个人被派去寻找鄂温克人的村落。

　　这些展品让鄂温克人印象非常深刻，其中，袖珍双筒望远镜、打火机和手帕最受青睐。

　　鄂温克人不懂货币，只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。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到村子里交换物品。

　　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，像饥饿的野兽般扑向死鹿，吮吸鹿血，不等肉煮熟就生吃起来。

　　往昔如诗如画的景致，如今也难以驱散旅人们心中的阴霾，无法再为他们带来丝毫愉悦。

　　为了能让这份珍贵的食物维持更久，我们绞尽脑汁，拼命克制着立刻将面包狼吞虎咽的冲动。

　　每一小块面包，都要在口中含上好几分钟，细细品味，将那短暂的满足感尽力拉长，之后才缓缓咽下。”

　　面包的分发过程，始终在极为严格的监督下进行，负责分发的都是我们最为信赖的人。

　　然而，其他人也毫不松懈，充满怀疑地盯着这些被委以重任的伙伴，仿佛他们随时都会私吞面包。

　　“事实证明，建造木筏绝非易事。寻找合适种类的木材，就如同大海捞针，困难重重。

　　随着目的地慢慢的接近，‘在苏维埃国家，知识分子无权，工人当家作主’的呼声愈发频繁地传入我们耳中 。”

　　他们将剩余的物资小心翼翼地搬上木筏，迎着汹涌澎湃的维季姆河，毅然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
　　每当从远处传来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我们都会屏气敛息，竖起耳朵，听着那声音步步逼近，瞬间冷汗浸透衣衫。

　　河水在嶙峋的岩石间咆哮奔腾，毫无预兆地急转弯，每一次转弯都仿佛是命运抛出的一道无解谜题，背后隐藏着难以预料的致命危机。

　　我们时常在心中发问：还要多久，我们就会被卷入那翻涌的深渊，被锋利如刀的岩石撕成碎片？

　　我们沿着这条河漂泊了整整一周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，竟连一次洗漱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
　　在这里，即便是换取一盒再普通不过的火柴，当地人也不惜拿出一块成色上好的小金块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，我并未遇到像鲁滨逊身旁星期五那样忠实可靠的伙伴。

　　关于后续的经历，我们仅知晓大致轮廓。乔治·索罗斯在父亲回忆录前言中写道：

　　极有可能，蒂瓦达尔·索罗斯在集中营期间，学会了世界语，并踊跃投身世界语运动。

　　蒂瓦达尔·索罗斯在《化装舞会：在纳粹匈牙利与死亡捉迷藏》回忆录中，娓娓道来：

　　此后，俄国人拒绝让曾沦为战俘的匈牙利军官回国，企图将他们扣为人质，以此遏制匈牙利当局对囚犯的残暴行径。

　　一次阴差阳错，我得到一本关于奥地利城市林茨的德国出版社（贝德克尔）旅行指南，书中满是这座城市的地图与图片。”

　　我逐页研读这本小册子，随后在遣返委员会面前，佯装成出生在林茨的奥地利人。这一策略大获成功：

　　凭借所得盈利，出版了世界语杂志《Literatura Mondo》，并于1923年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在俄国的冒险回忆录。

　　“1956年革命末期，‘铁幕’重新降下前，有两周的时间窗口，父母得以成功逃离，奔赴美国。

　　在那里，父亲尽情满足了自己对旅行的热爱。75岁时，父亲因癌症溘然长逝。”

　　蒂瓦达尔和伊丽莎白·索罗斯的照片，拍摄于夏日别墅，彼时儿子保罗刚成功逃离匈牙利。

　　这张照片收录于蒂·索罗斯的《化装舞会：在纳粹匈牙利与死亡玩捉迷藏》一书。

　　在索罗斯基金会支持下创立的“文化倡议”基金会，于1987年至1991年在苏联开展活动。

　　1995年，“开放社会”基金会在俄罗斯落地，作为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员，向俄罗斯的教育与维权项目投入数千万美元。

　　2015年夏天，索罗斯基金会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列入“爱国黑名单”，该名单涵盖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。

　　俄罗斯参议员认为，这些组织堪称“不受欢迎的国际和外国非政府组织”的首要候选。

　　2015年11月30日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认定，索罗斯基金会在俄罗斯境内为不受欢迎组织。

　　“父亲对积累财富兴致索然，因而从不让工作阻碍自己从生活中收获最大幸福。”

　　随后，他会在12点或下午1点接我们放学。依据季节不同，我们或是去游泳、滑冰，或是去滑雪。

　　下午，他常去咖啡馆，翻阅国内外报纸……圣诞节假期，我们会奔赴奥地利或瑞士滑雪；

　　乔治·索罗斯在2020年8月11日接受马里奥·卡尔沃 - 普拉罗采访时透露：

　　“早在1936年，匈牙利反犹主义初露端倪，父亲便意识到要将德国式犹太姓氏施瓦茨，改成索罗斯，降低自身的关注度。”

　　“父亲多年后创作的《化装舞会》，详尽记述了我们家从1944年3月至战争结束的惊险历程。”

　　1945年1月12日，我们被俄国人解放。在这十个月里，我们时刻与死神相伴。

　　蒂瓦达尔·索罗斯与伪造证件者建立联系，起初为亲属和朋友提供证件，后来面向所有有需求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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